大赏和本赏有什么区别（大赏）

因为后者的基本预设是，有些宪法化的问题是不能通过正常的民主程序来解决的，因为宪法是根本法，它超越普通的政治过程而存在。

由本院……执行意味着由法院而非行政机关行使实力。前述司法解释第95条规定：被申请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准予执行：（一）明显缺乏事实根据的。

相形之下，我国行政法学或者过于强调行政处罚与行政强制执行的区别，而忽略了行政过程中两者之间的关联，[37]或者有宽泛地将公布违法事实等统统理解为行政强制执行的倾向。无须赘言，本文的上述探讨是特定法律思维的产物。[29] 第二个问题是执行效果。问题是如此一来，不仅亟需呵护的司法权威受损，非诉执行制度本身的法律性也令人担忧。[38]参见章志远：《作为行政强制执行手段的违法事实公布》，《法学家》2012年第1期，第52页以下。

[22]应松年：《论行政强制执行》，《中国法学》1998年第3期，第14页以下。当然，这种检视在范畴上已经溢出法律解释，而涉及到立法论，最后会落脚于各个部门行政法如何重新配置强制执行权限，或者预备行政义务实效确保手段的问题。透过个案，人们可以直接体验议会监察专员制度的运作和功能。

法律规定，议会不得命令议会监察专员去调查某一特定案件，也不得以任何方式影响议会监察专员的决定和建议，即议会监察专员的活动只遵循法律的规定。议会监察专员的权威来自《议会监察专员法》的规定，议会监察专员的监督对象包括所有的中央政府部门、地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其他行使公共权力的人也要接受其监督，还有权监督司法机关。裁决一出，人们要做的只是如何完善这项计划，使它更加真正有效。至于投诉中提到的这些孩子因为他们的犯罪行为反而能够享有免费旅行的说法，诺雷尔·索德洛姆女士虽也给予一定程度的认同，但是也提出，对待这个问题需要从这项计划的整体设计和初衷来看待，作为一次诊疗式的旅行，与监狱不同，社会公益服务采取的措施只是为了促进个人的社会康复，而不是在于惩罚。

若要形容瑞典议会监察专员的作用，一言以蔽之，就是如果没有议会监察专员制度，就没有瑞典的宪法秩序。在瑞典，议会监察专员的陈述经常被引用到法律教科书中。

综上，裁定认定，海洋工程推行委员会的做法于法有据，并无不妥。用独立、权威、实效三个关键词来形容议会监察专员制度，恰当不过。在瑞典语中，议会监察专员的意思是以关照他人利益为职责的人。议会监察专员的数量由一个变成四个，其中一名是首席议会督察专员。

今天，作为一种申诉解决机制，在吸收民众诉求方面它发挥了实效，也让普通公民在公权力面前充满了安全感，维护了权力和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那么，议会监察专员制度是怎么在瑞典诞生的？1714年，国王查理七世建立了一个皇家办事处，协助国王履行政府的最基本职责，这是议会监察专员的前身。查理七世去世后，瑞典的权力从国王转移至议会，在1766年，议会首次选举了大法官，议会监察专员的概念正式出现。1989年，斯德哥尔摩社会服务部和郡议会组成工作小组，为有轻微犯罪记录的青少年组织了一个远洋项目，以作为社会服务部关爱青年计划的替代性处理形式，这就是著名的海洋工程，一项针对少年犯的替代性惩戒措施。

议会监察专员收到了大量投诉，几乎所有投诉都指向一个问题：这种花费巨资为少年犯提供类似于舒适旅行的照管形式是否恰当。缘起于瑞典的监察专员制度，逐渐为许多国家所采用、效仿。

芬兰是引进议会监察专员制度的第一个国家，紧接着引进这项制度的是丹麦，英语中从此多了翁巴其曼（Ombudsman）这个外来语。两百多年来，议会监察专员的基本职责并未发生重大变化，只是工作方法和结构上有所变革。

以此为基础，需要给予社会公益服务部门创新的空间，以便在新的发现的基础上试用新的方法。它在改进政府与公众的关系、保障法律法规的实施、尽可能阻止公权力为恶或出错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议会监察专员可以依据宪法行使检察权从而对违反法律的官员提起公诉。诚然，议会监察专员绝不能取代法院或司法机关，但它的确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制度补充。针对上述投诉，议会监察专员诺雷尔·索德洛姆女士要求国家卫生福利部、国家海运管理局就此发表意见。议会监察专员可以训诫和批评过失官员、可以向议会或内阁陈述要求修改法律。

经过多方协商，共有七名有犯罪记录的少年被列为首批实施海洋工程的对象。追根究底，议会监察专员制度不仅促进了行政和司法的合宪合法，其更加根本的价值在于维护了公众对公权的信心

（二）实践中的宪法解释之否认及反思 与此同时，我们也有必要把视野从经典的法学方法上的操作拉回到形而下的审判制度及其实践的层面，看看宪法解释究竟如何被法院拒之门外，以及这种宪法解释之否认的现状又是如何形成的。第二，根据立法法第90、91条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作出行政法规及其他相关法规范与宪法相抵触、且予以撤销的决议——即可以针对除法律以外的规范性文件[12]进行合宪性审查。

另外，郑磊副教授在把合宪性解释区分为专门机关所进行的合宪性限定解释与一般法院所进行的合宪性法律解释的前提下，仍认为合宪性法律解释仅仅对法律进行了解释，而不属于对宪法的解释，前引4，郑磊文。2. 审判机关内部若干位阶不明的文件所造成的制约 通行于法院内部的若干指导意见阻塞了宪法规范进入案件审理过程的通道。

[37]  就目前而言，可以零星看到某些部门法案件的裁判文书中有宪法条款或宪法原则被援引、提及，因此并不能说法官在找法的过程中完全无视宪法。[33] 参见前文第一部分第（二）节，亦可参见前引12. [34] 前引18，黄卉文。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并建议纠正洛阳中院的违法行为，并对相关人员作出处分。[13] 全国人大所通过的法律是不受任何合宪性审查制度所制约的。

另一方面详细列举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类似监督权[9]。实际上，一般性地宣告违宪往往超出了解决一个具体争议的需要，因为在很多时候，所谓违宪只是一种适用上的违宪（as-applied unconstitutional），不能与特定个案或该类型之案件分开理解，一旦变换成其他案情，宪法规范与法律解释方案之间的比对关系可能呈现出不同的形态。

翟小波教授也曾论及合宪性解释的问题，他的观点是合宪性解释仅仅是法律解释，而不是宪法解释。这里的关键并不在于两者之中谁进行了宪法解释或没有进行宪法解释。

前引1，克劳斯·施莱希/斯特凡·科里奥特书，第450页。显而易见，全国人大针对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监督当依据宪法[10]而为之，因此必然以理解宪法规范为前提，但似乎这并不妨碍我们不认为全国人大在解释宪法或拥有宪法解释权。

参见谢立斌：《论法院对基本权利的保护》，载《法学家》2012年第2期。至此，我们尚需回答的问题即是，既然合宪性解释中的宪法解释在事实上不可避免，那么因宪法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解释权而形成的制度张力如何化解？本文认为，我们应当从司法过程中宪法解释之固有性与违宪宣告权之独占性的关系中来求解。[20] 例如，张翔教授认为，我国的法官并非宪法解释权的主体，法官进行宪法解释为体制所不容。这也可以佐证合宪性解释在实践上来源于美国。

从理论上讲，一部实质上违宪的（狭义的）法律，司法机关既不能不予适用，也无法寻正常途径提出合宪性审查的请求。但中国的情况是：一方面，宪法第5条第3款明白无误地确认了宪法在法律体系中的最高地位。

王书成：《论合宪性解释方法》，载《法学研究》2012年第5期。早在1982年宪法修改期间，关于设立独立的宪法监督机关的讨论便极为热烈。

实际上，依宪法而解释法律这一理念已经扩展了我们对于传统法律解释方法的基本认知。[50] 如前文所述，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的合宪性审查只可能由全国人大作出，在形式上表现为全国人大行使撤销权或改变权，而这一般被指称为宪法监督。